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周承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从理论上认识，更要从实践中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部分构成；它有“两个内核”：⑴“唯生产力论”或“生产力中心论”；⑵“阶级斗争熄灭论”，二者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源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奠基，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命题，1987年的“十三大”初次命名和概括，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时初步形成，1997年的“十五大”给第一部分正式命名，2000年第二部分命名出现，到2001年的“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时基本实完成，2003年第三部分命名出现，2007年的“十七大”统一命名开始。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初步形成阶段，1992—2001年是基本完成阶段，2001年至今是继续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双虚化”过程  ：即随“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虚化”的过程，再随“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经济虚化”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文革”后期，作为年轻一代的干部华国锋进入中央领导层，由于华采取官僚主义者阶级左翼立场的隐蔽性而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忠诚获得了第二位的领导权。在毛主席逝世后，华感到自己的升迁和领导地位不稳，于是立即实施和秘密逮捕左派领导人，然而却又大批启用文革的对象和受冲击者，特别是允许其中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右翼（走资派）获得了第三位的领导权。当文革的对象和受冲击者发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即主要依据文革的对象和受冲击者所认识的有限实践去检验已有历史结论的讨论）时，其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文章—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和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有一个关键句：“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在一定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和纠正”。可见，文章立意的侧重点不在坚持真理上，而是要否定相对真理，从而吹起了“砍旗”（当时官僚主义者阶级左翼说法）的先声。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并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9月份邓小平在东北三省和河北、天津等地“到处点火、引向深入”，并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的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可见，“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重新露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各种思潮兴起，中央指示党刊《红旗》不介入，发起者们找到“两个凡是”作对象。1978年11月10日起开了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华国锋和付主席汪东兴作了检查或检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突出邓小平的作用，调整领导层，作出工作重点转移。虽然也说到“决不放松阶级斗争”，但又讨论了文革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文革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历史案件平反，否定了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成果。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包括后来的对外国际关系）等方面，与以前相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大规模平反，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定“ 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解散农村集体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对外经济特区，提出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不搞人人过关和运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方面是根本否定文革，华国锋退位，又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提出了新道路的“十条”，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生剥削阶级的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也始终没有开展真实地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实践（主要的也只是开展了与反对现政权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提出了促进经济高涨（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民主政治（包括干部“四化”），精神文明，国防建设，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发展内容，初步明确了新理论的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由此，十一届六中全会从两个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1982年宪法，废除“革委会”体制，新设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村政权，人大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和直选（县乡两级），实行基层群众自治。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开放由此全面展开。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提出“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复关”申请，对外国际关系政策实现转换。实行干部差额选举，讨论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名，并作了系统地概括，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提出了党政分开，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干部分类管理和公务员制。随后，提出了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私营经济合法化，恢复军衔制，扩大民主党派人士参政权利和岗位。腐败现象泛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大规模涌入。

特别地是，在1989年中国学潮大爆发，出现“六四事件”，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共同对中国实行制裁，标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危机出现，加上外部的“苏东剧变”等新的国内环境和条件下，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激烈，已退职的邓小平却在1989年9月提出：“面对国际形势，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所谓“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出台，并于1992年初推出“南巡讲话”（以中央2号文件下达）。讲话中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不争论，大胆的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子，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策态度如何，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就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过去和未来的界说，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最终表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缺失了“科学社会主义质形态”的两个根本标志：⑴公有制经济（它本质上是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及其内生的计划主导的大统一体）；⑵人民民主专政即本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消灭由这些社会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度”）。可见，仅仅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保障，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那是“空中楼阁”。丢失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保障，走的就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可见，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它包括内含什么和不含什么两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内核”）的“核心”，它揭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所在（“社会主义空壳化”）；它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南巡讲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下达后，立即出现大改革、大开放。1992年的“十四大”，再次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经济（市场主导）取代计划经济（计划主导），全民经商和“民工潮”兴起，提出积极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批选拔年轻干部，优待精英政策开始。1993的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间接调控、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和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提出了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和以产权（物权）制度为核心建立现代（公司）制企业制度，提出资本、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概念。由此，公有制和公有制经济的丰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仅强调产权（物权）的所有，割裂了与劳动者的关系，雇佣劳动兴起，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法人（集团）私有制已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了，所谓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相差无几了，也就真的可以与国际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接轨”了。随后，企业改制（首先是乡镇企业和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兴起，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财税计划等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抓大放小”（小私有化），“减员增效”，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大规模立法，海外型人才涌入干部队伍，干部任用开始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同时，“权力资本化”走高，突破了1992年之前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的格局，深入到生产要素市场和企业改制，“重灾区”还扩展到司法执法领域。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的命名，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纲领，再次解释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的含义（主要体现在资本控制力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股份化），提出“按要素分配”，提出“国有经济减少论”和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公有制经济及其主体地位的含义再次大变，特别是所有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也开始了。“十五大”，还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健全民主制度，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建立法律体系，实施司法改革。1998年，提出经济全球化观念，科教文卫大规模产业化。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调整。此后，“国退民进”和“县城经济民营化”等（私有化）大潮加速，企业和职工身份“双置换”（如“新三会”代替“老三会”和劳动者雇佣化），经营者年薪制推广和股权期权制试点扩大。到2000年，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地（市）县以下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改制基本完成。2000年10月11日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1年“入世”，中国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接轨”。

总之，到2001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入世”为标志，经济上，产权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调节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变革的基本态势已经落定。那些还存在的所谓“国有和集体经济”，名义上“姓公”，其实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差无几。“公有制经济虚化了”。2000年，国家统计局测算（是最保守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系数达0.417，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它说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已十分悬殊。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足以证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仍未改变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党国体制”），而且工农大众已彻底沦为“弱势群体”。一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中，工农民代表所占比例达62.3%，1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中，他们还占有“半壁江山”；而在改革开放中，工农民代表人数持续下降，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十届人大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8.5%，省级人大代表的16.12%，市场人大代表的19.09%。至于政协委员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就更少。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提出了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但也提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吸收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资本家）入党。“新的党的主体基础观”表明：中共党员理论与党的主体变化统一了，作为国家政权核心的中共的党性公开转换了。而党员和党性变化都是党的路线变化的结果。它表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转换了”。所以，到200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完成了。

2001年以后，改革开放继续深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经济改革开放方面：建起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产权是所有权的核心，包括物权、股权、债权和知识产权，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改革，产权多元化，寻求“国外战略合作者”，资本市场发展的“国九条”颁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颁布，农村费税改革推广，集体林权改革（私有化），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建立和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地权换社保，农民市民化；随着“入世”，外资大量涌入，出现所谓“第二次战略转移”，外贸高速增长，外贸依存度走到世界前头，外资增资扩股、并购等形式广泛发展，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绝大多数在华投资和建立研发中心，中国的产业和市场被外资控制，中国变成了地道的“世界加工车间”，对外储备资产猛增，达几万亿美元，且大多数为美元资产，“中美国”形成。2008年，因“接轨”西方而伴生的经济危机爆发。它说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和半殖民地化的现实必须变革。政治法治改革上：中共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变成了“两个先锋队”（“全民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结合及原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加大干部民主化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如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责任追究制，扩大干部任用的民主推荐、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多方交流，扩大基层干部的直选范围。各路精英、名人更多的走入政权体系；与“入世”相适应，大规模修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深化司法改革。但“权力资本化”和腐败态势却更加走高，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向型腐败”；工农大众民主权利的丧失和依法维权的艰难反而更甚。中国仍然走的是少数人的民主法治之路。2007年的“十七大”，统一了中共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继续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内容和实质，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中共也对它进行了多次概括。这里，主要依照中共最权威的中宣部理论局编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2009年1月，学习出版社出版，概括为“十四条”），遵循理论体系自身建构的逻辑原则（如：“发展道路”条目含有小结和进一步展开的特点），把中宣部的“十四条”增补为“十六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十六条）是：⑴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先进性、以人为本）。⑵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⑶根本任务和目的：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⑷政治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⑸依靠力量：广大人民群众。⑹发展动力：改革开放。⑺发展道路、战略和布局：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科学发展，“三步走”，各方面发展。⑻发展本质（核心）：社会主义本质观。⑼经济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转变发展方式。⑽政治建设：民主法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四有”新人，核心价值体系。⑿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改善民生。⒀国防和军队建设。⒁祖国统一：“一国两制”。⒂外交和国际战略：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韬光养晦。”⒃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先进性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的，那么社会主义本质观也就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质形态”的两个根本标志（或制度）：（1）公有制经济（它是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按劳动分配和共享利余及其内生的计划主导的大统一体）；（2）人民民主专政即本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必然和结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却真实地把这两个“社会主义质形态”的根本标志“虚化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空壳化”。

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