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　鲁迅　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①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Bruegeld.A）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derWoll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
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
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EdgarAllanPoe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卓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象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它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这是侥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叶瑟瑟地作响，微风也吹动了，想来草席定已微凉，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猫是饲养着的，然而吃饭不管事。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象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象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敖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后，你听到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伯已经光临了。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独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体是细长的，圆径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幸免，当“数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但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检吃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我听父亲说过的，中国有一种墨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发亮的。它睡在笔筒里，一听到磨墨，便跳出来，等着，等到人写完字，套上笔，就舔尽了砚上的余墨，仍旧跳进笔筒里去了。我就极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墨猴，可是得不到；问那里有，那里买的呢，谁也不知道。“慰情聊胜无”，这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罢，虽然它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地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我的隐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走出来，平时，是一定出现的。我再等着，再等它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罢，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她说：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最先不过是追赶，袭击；后来却愈加巧妙了，能飞石击中它们的头，或诱入空屋里面，打得它垂头丧气。这作战继续得颇长久，此后似乎猫都不来近我了。但对于它们纵使怎样战胜，大约也算不得一个英雄；况且中国毕生和猫打仗的人也未必多，所以一切韬略、战绩，还是全部省略了罢。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目下的办法，是凡遇猫们捣乱，至于有人讨厌时，我便站出去，在门口大声叱曰：“嘘！滚！”小小平静，即回书房，这样，就长保着御侮保家的资格。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因为这么一来，就要不被重视，甚至于因失其用处而被裁汰。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但现下也还未决心实践，正在研究而且推敲。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注释：
　 　
    ①这是陈源《致志摩》一文中的话。本文以及《朝花夕拾》中的其它篇章都多处引用陈源文章中的语句讥讽陈源。
　 　
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象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力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①　　
　 　
                              一　解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②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③，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④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⑤。　　
我以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⑥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⑦，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⑧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⑨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⑩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⑿。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⒀，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范的名城⒁里的杨荫榆⒂女士　和陈西滢　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⒃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⒄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假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投石下井”⒅，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⒆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⒇而已矣。　　
　　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屁股。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镳。　　
　 　
                                八　结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　《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②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　师范大学　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他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　　
　　③　“费厄泼赖”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④　“义角”　即假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人人爱好的，魔鬼是人人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假装成一个战斗者。　　
　　⑤　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京报副刊》发表的《官欤——共产党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　　
“似乎是打死老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　　
“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⑥　“中庸之道”　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⑦　康党　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　　
指参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⑧　“以人血染红顶子”　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⑨　“咸与维新”　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⑩　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⑾　秋瑾（1879？—1907）　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　七月十三日　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⑿　王金发（1882—1915）　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　　
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杀害于杭州。　　
　　⒀　谋主　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贪污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杀害王金发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⒁　模范的名城　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⒂　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⒃　“犯而不校”　这是孔丘弟子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⒄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⒅　“投石下井”　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⒆　“请君入瓮”　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⒇　“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的《闲话》中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婆理”　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　清流　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忠贤所屠杀，被害者数百人。　　
　　(23)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　燧人氏　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　“求仁得仁又何怨”　语见《论语·述而》。　　
　　(26)　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发表的《闲话》中，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战士和苍蝇〔1〕　　
　 　
　　Schopenhauer〔2〕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　　
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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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北京《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号。　　
　　作者在同年　四月三日　《京报副刊》发表的《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对本文曾有说明：“所谓战士者，是指中　山　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见《集外集拾遗》）　　
　　〔2〕Schopenhauer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这里引述的话，见他的《比喻·隐喻和寓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