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三年困难时期，50岁以上的人都能想起1960年的生活情境。在当时，能吃上一顿饱饭，是大多数人的追求和向往，吃不饱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酷现实，也是对共产党员以及党的各级干部的一次严峻考验。在那非常的年代，我们县委领导、各级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如何呢？今天的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知道的不多，说起来，也恐怕难以相信，但我今天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的优良作风、与同志们同甘共苦的高尚品德，却都是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身边的感人事例。

1958年全国“大跃进”，很快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59年，各生产队都搞了食堂化，机关、厂矿也一样。进入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偿还苏联债务，粮食特别紧张，城市人口都实行了定量供应。市民每人每月28斤，干部28斤，大专院校学生及中学生36斤，工人按工种不同为36斤至45斤。供应品种15%为白面，其余为玉米面和少量小米；农村的吃粮标准各队不同，但大体是每人每年毛粮360斤的居多。
由于是全国性的困难，蔬菜、肉食、副食、食油都很少，单靠粮食充饥，人们都普遍显得特别能吃，经常感到腹中空虚、饥肠辘辘。

当时李定一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我们两几乎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李书记40多岁，身体瘦弱，穿着简朴，对工作特别认真，虽然家居太原，但很少回家，一年最多回三次，常年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每月定量也是28斤，同大伙一样交伙食费，一样分到一份饭吃，当然也吃不饱。有一段时间定量减少到每人每月18斤，喝稀饭每人也只能分到两碗，吃晚饭没有一个不干干净净添碗的。李定一同志饿得浮肿了，我也浮肿了，秘书也浮肿了，大批机关干部也浮肿了，但没有一个人喊饿叫苦。当时规定下乡到公社生产队食堂吃饭，叫粮票1斤2两，3毛钱，粮票不足部分机关统一补给。我和秘书都盼着跟李书记一块下乡，心想能机关多吃一两口。但下乡后才发现是一样的。公社的同志们看到李书记大伙浮肿，确实发自内心想给他多做一点、多吃一点或者加个鸡蛋，或者擀点面片，但李书记每次都婉言谢绝，因为这样会违反规定，损害干群关系；他几乎每次的回答都一样：“看群众是不是都吃这”。他这一说，谁也无可奈何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虽然很普通，但能做到却很不容易，他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艰苦环境下的应有品质，凝聚着人民公仆对人民群众的真诚爱心。

 有一次我们到贾庄下乡，当时贾庄公社书记王礼同志，看到李书记瘦中带肿的样子，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没有和李书记打招呼，便自作主张准备了一锅面片。开饭时，李书记一看是面片，就问：“公社食堂吃什么？”大家只好带着他去食堂看。食堂吃得是茴子白、山药蛋、小米稀饭。李书记说：“把面片端来倒进大锅，大家一块儿吃。”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感动。县委书记尚且如此，全县所有干部无一例外，都很自觉。有一次我倒神头公社下乡，社员们对我说，“公社的干部毛桂香同志饿得走起路来都摇晃，说不定哪一时要掉进神头海了。”与民同甘共苦在干部队伍中已经形成风气，都自觉执行各项规定。如果哪一个干部多吃一口，也要做检查。到了1962年，粮食情况虽然已经有所好转，食堂的稀饭里加了山药蛋，但干部作风仍然很好，也很严格。井坪二区有一个男干部叫杜某某的，盛饭时多盛了两个山药蛋，让一位女干部看见并被检举揭发，二区书记杨政、区长陈跃龙专门召开会议，开会时男干部做了检查。在此后很长时间，成了人们谈论、笑话的话把子。

当时我在县委机关是老人，从书记到一般干部都对我很敬重。咱是农民出身，说话也比较随便，吃饭也不讲究，饭量比别人大，说实话也饿得受不了。有一次在神头下乡，食堂用玉米轴（芯）磨成的面煮了一锅糊糊，可以随便喝。我这可放开了肚皮喝，把肚皮撑得像妇女怀了胎。我不知道玉米轴难消化，结果之后一连七八天便不下来，撑得死去活来，吃药也不顶事，站不得，坐不下，更不要说弯腰。最后还是供销社主任用了个偏方，为我吃了一碗杂各（动物内脏做的汤饭），又加了半碗猪油，半天后才便下来，险些要了命。随后有感觉实在可惜这些杂各和猪油。再说我家里，孩子多，饿得实在不行没办法，老伴只好上山回娘家吃几顿，回来时再偷偷装几把粮食给孩子们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