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亡党亡国再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回首已经过去近四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虽然已经被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全盘否定，但是今天回头看苏共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又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下面笔者就从苏联变修后的第二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再看苏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怎样一步一步让苏共走向灭亡、让苏联走上崩溃历史悲剧的。
　　苏共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了“特权阶层”。1966年4月，苏共23大召开，在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对党章第25条进行修改，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稳定是成功的保证”!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务上寿寝正终的。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共领导层组成人员几乎长期原封不动，在苏共23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25大时除已经过世的中央委员连任率竟高达90%，有的任期竟长达25年。1978-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在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人被更换，到1978年初春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这样就形成一个终身任职的老化的领导干部队伍。这种干部制度带来的后果既使得领导层缺乏活力，又容易形成“特权阶层”的核心力量。
　　领导干部终身制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
　　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使刚刚提拔、初次享受的高级干部瞠目结舌。利加乔夫曾回忆到：1983年他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后，第二天就给他配备了高级轿车。当他提出换一个比较低档一点的轿车时，竟受到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训斥，说他这样做是搞特殊，破坏了机关的风气。特权带来的享受不身临其境是无从想象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了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被称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尔仅仅十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贪污受贿65万卢布，酿成了震惊全国的“驸马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是个纨绔子弟，且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1982年1月一位苏联公民准备从莫斯科机场乘机出国旅行，海关人员从他的身上的一个暗兜里发现了大量钻石，经查证，这是苏联大马戏团女训狮演员布格莉莫娃的个人收藏品。此后不久便先后逮捕了这个马戏团的美工师鲍里斯.茨维科夫和马戏团团长克烈瓦托夫，在茨维科夫家里搜出价值约100万美元的钻石和其他贵重物品。在克烈瓦托夫的房间里查获约值50万英镑的西方货币和价值昂贵的珠宝绘画作品等。而这些物品都是属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的。故事没有到此为止，珠宝钻石走私案还牵连到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尤利，这个案件理应由内务部审理，却耐人寻味地由克格勃经办，而主持审理该案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结果故事却到此了解。尤利和加琳娜依然逍遥法外。
　　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已有，还在赫尔参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别墅和国家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七层，而床底下堆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都是价格昂贵的鱼籽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籽酱?经过监控侦查后，案件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阿斯特拉汗西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籽酱装于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之后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巨额盈利中分得丰厚的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持续了十年之久。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300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奉命参与了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文学报》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证据铁证如山，于是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考虑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这个故事就这样被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外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一些人认为官职越高特权越多，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职务也因此有了价格，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卖官鬻爵的现象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存在着。正如1973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二月全会曾提出的：“过去在选择和使用干部问题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任命行政领导干部不是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而是通过幕后操纵、熟人和家庭关系，是根据对上级个人是?忠实的原则。”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反对任何涉及反对自己特权的政策，更不可能主动的遏制漫延全党全社会的腐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冷言冷语：“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了”!到了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希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希金的助手被撤职。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一情况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的所谓改革，成为特权阶层演变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在这一时期党内的特权阶层已经不以追求个人的享受为追求了，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照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对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最合适的制度。特别是当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就必然毫不犹豫的撕下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利，大肆捞取个人利益，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经济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已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1991年上万名莫斯科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这些人不仅捞取了个人的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少数人物有所变化外，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围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有一句话一针见血：“苏共是唯一在自已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苏共垮台前不久曾在人民中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了85%。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腐败之手，贪婪地攫取着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制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甚至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毒瘤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当苏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被人民所啐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