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列强对华的宗教侵略

 

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近代史上，洋毒药（鸦片）、洋枪炮、洋宗教，是列强侵华的三大工具。

 

一、西方宗教势力乘机大举侵华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逐渐成为西方统治阶级赖以驯服、压迫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工具。

在基督教的历史进程中分化为许多派别。主要有【天主教】（中文也可译为公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中文又常称为基督教）三大派别。三大教派统称为【基督宗教】。中文的“基督教”一词有时被专指【基督新教】。近代国人称【基督宗教】为“洋教”。

 

17世纪以前到中国来的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一般都是注意尊重中国礼俗政教的，未给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生带来明显的危害。所以，中国的统治者和老百姓，对“洋教”都保持一种温和的宽容态度。唐初从波斯传入的基督教，曾受到太宗、德宗的扶持。1601年，当尊重中国习俗、粗知儒家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北京后，受到了明朝万历皇帝的热情礼遇。外国洋教人士【汤若望、南怀仁】还分别在明、清朝廷担任官职。

 

18世纪，随着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所传播的天主教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不准敬神佛、尊孔孟、祭祖先，致使清康熙帝震怒，于1717年下令禁止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此后，雍正、乾隆、嘉庆历朝，洋教都原则上被悬为厉禁。至【道光】时，在列强坚船利炮和洋十字架的胁迫下，才被迫开放教禁。

在近代列强侵华的过程中【基督宗教】传教士们秉承本国政府的意志，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们不但滥建教堂，网罗不良之徒，亵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华进行文化侵略，而且霸占田产，抢夺民宅、纵容无赖教民、欺压良善、胁迫官府、干涉司法。乃至收集情报，充当间谍，制造侵略战争的舆论，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有的直接参与侵略活动，扮演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起到了大炮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洋教”依仗列强的大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迅速在中华渗透、膨胀、蔓延。到19世纪末，“洋教”在我国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300多人；【天主教、新教】的修会、差会约80个；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属于【天主教】的大小会堂、教堂就有4000多处；基督教各差会在华设立的总堂也约有500处；入会教徒达百万余人。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几遍天下”，“无处无之”，“虽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形成了列强侵华统治的密布神经网络。

 

二、宗教侵华的卑鄙罪行

1、参与走私贩卖鸦片

鸦片战争前后，在华的洋教组织和传教士充当列强经营鸦片贸易的帮凶。《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经营鸦片的垄断组织【英东印度公司】兼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

 

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直接受聘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给其待遇十分优厚。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还直接参与鸦片贸易乃至“烟教合一”。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贩卖鸦片和鸦片制品），传教士【伯劳】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传教士们就尽力刺探林则徐禁烟的情报，然后报告给西方鸦片商。

 

2、充当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西方传教士竭力鼓吹战争，为本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效力。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说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加】甚至鼓吹“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等五位耶稣教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他们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鼓吹“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

 

1840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远征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狂妄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失败。”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列强对中国加强侵略。

当【义和团】兴起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要求列强出兵，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并为“联军”直接镇压义和团摇旗呐喊。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

洋教士帮助列强进行经济掠夺。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在列强侵华过程中，洋教会不仅为列强政府侵华出谋划策，而且一批传教士直接参加了侵略战争。他们充当了侵华战争的帮凶、向导、翻译、间谍、情报搜集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西方的历史学者自己也承认，“教会的整个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

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以“中国通”的资格充当侵略军的向导、谋士和翻译。英国人自己说，传教士们“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功绩是无论评价得多么高也是不会过分的。”美国公使田贝也承认，“这些先锋队（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搜集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天主教南京主教【艾维克】为朴鼎查提供大量军事、政治情报。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美国传教士伯加就匆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不战而胜的摘桃子，逼华签订不平等条约。美国派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作战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向他报告南京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雒魏林、米威怜】指引英军到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被教会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儒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建议，果然打到了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派美国传教士冒充调解人麻痹清军，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受命假谈，掩护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的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清在京津之间的军事部署、大沽设防等情报。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曾激烈地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

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美传教士【宝复礼】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很赞赏他。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积极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联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传教士丁韪良、【明恩溥】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中国教徒为列强侵华战争服务。

列强的军队和传教士对整个北京城进行了洗劫。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不但自己亲身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

 

3、参与策划、起草列强对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列强的利益与中国竭尽讨价还价，耍无赖、挟威胁、行讹诈之能事。

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李太郭、麦华陀】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英国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是在“中国通”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参谋、协助下，使美国取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由于敲诈中国的“能力和业绩”，传教士伯驾于1855年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他们在中文本里擅自增添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此约定”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4、霸占土地、讹诈房产

由于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的天主教在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祸乱民间，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亵渎“天地君亲师”的声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洋教都曾被清朝政府原则上悬为厉禁。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洋教教会要求“归还或补偿”清政府禁教时期没收的和教会因种种原因自动放弃的“教会旧产”，包括教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洋教在华势力以此为借口，或勒索巨额赔偿；或索取清政府高额费用修复旧产；或于原址外邻强行占地扩展面积；或随意圈地霸占田产；或强行勒索他人房产。洋教常把绅民拥有的“高华巨窒，硬指为是当年的教产，勒逼民间让还”，或将“会馆、公所、庵堂”，“抵作教堂”。

 

洋教在华势力或小题大做，或指鹿为马，或无中生有，不须证据的信口诓骗、讹诈、勒索“原教产”，致使还堂、建堂教案屡屡发生，民教纠纷不断扩大、不断激化。

洋教士依仗列强的凶恶武力和在华的太上皇地位，动辄对清朝官员进行蛮横的威胁、恫吓甚至常以战争相胁迫，而清各级政府面对洋教“归还教产”信口雌黄的无理要求，通常是尽量满足甚至有求必应，致民怨沸腾。

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敲诈，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贪婪勒索偿、修金。

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随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

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给还。

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分文不给。

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没有也无须任何证据，强令给还知名的“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无偿占领了。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于1887年在山东看中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亲自带了一帮人，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

鸦片战争后在华天主教会普遍成为经济暴发户。其经费来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在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高利贷和其他商业经营中获取。同时在历次教案发生后，都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拥有大量的田产，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5、纵容、庇护教徒，横行霸道、欺压良善

传教士们以“太上皇”身份藐视官府、横行衙署、干预案件审理、干涉地方政府的行政、司法，强令官吏服必须服从教堂的意愿；而清官吏深知朝廷畏惧洋人，不敢惹祸上身，对洋教士通常是言听计从、姑息纵容。这一政治态势吸引和凝聚了中国流氓、地痞、恶霸、混混阶层的兴趣和兴奋。

流氓、地痞、恶霸、混混，是被中国社会（官、民）在政治上道德上一体鄙视、厌恶的堕落阶层。他们在社会上只能自卑又不安于自卑。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发现只要摇身一变成为洋教教徒，以洋教为政治靠山，就能在中国社会中耀武扬威、吆五喝六并且可以公开的抗衡官府。所以，鸦片战争以后最先加入洋教的阶层正是流氓、地痞、恶霸、混混等不肖之徒。而洋教也正需要一批不知羞耻、背叛民族、敢于替洋教横行霸道、招摇撞骗的凶恶爪牙。有恃无恐，这些“教徒”为所欲为的肆虐中国社会，因此引发无数的“民教冲突”。

 

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洋教士便把洋人享受的不平等的在华“治外法权”，无理延伸至中国教徒身上，蛮横干涉中国司法，使信奉洋教的中国教徒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追究和制裁。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

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曾指出：“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 ……”

 

6、文化冲突、伦理对立

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奉孔孟之道为“儒教”，儒家经典被尊为“圣道”，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包括皇权在内，谁若违背孔孟之道，谁就是大逆不道。

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礼教相矛盾。基督宗教只奉上帝，只敬主教、传教士；不允许尊孔孟、敬神祇、奉祖宗、扫墟墓，被儒家视为亵渎“天地君亲师”、无君父、无纲常。

入教的妇女与男子在教堂里一起礼拜诵经、密且接触；婚嫁全凭自愿，不经媒妁，不拜天地；那些终身不嫁的修女依赖男主教、传教士，彼此亲密接触、共同生活；乃至发生男传教士与中国女教徒的淫秽苟且之事；加之西方资产阶级对“性”追求的放荡和招摇习俗；受到中国传统礼教的极度厌恶和严厉斥责，被认为是“歪言邪行、廉耻泯灭、人伦丧尽”。

西方教堂高耸十字架的建筑模式及随心所欲进行建筑，根本不理睬中国信奉的在群居中必须遵守的民族传统建筑习俗（风水观念）。被相邻国人认为是“欺天、蔑神、害民”。加之鸦片战争后，西方教堂扩建、新建有恃无恐、专横跋扈，根本不考虑周边民宅的“走水、透光、通风、交通”等建筑后果问题，而邻地群众“告诉”无门，忿恨在心，众怒难平。

注：本节关于基督教与封建礼教文化观念冲突若干内容的是非，（如女权平等、自主）未进行细致分辨。但文化冲突加剧了民族矛盾确是客观事实。

 

三、重大教案简介

（一）《天津教案》

1869年，在天津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法国强占并强拆了“望海楼皇家行宫”和知名的“崇禧观”及附近一带民房店铺，于故址上建造法驻津领事署和天主教堂，致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对此天津人民早就耿耿于怀、愤愤不平。

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有数十死亡婴童每二三人一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拐童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舆论大哗。

 

6月21日上午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但遭法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阻挠。午后，上千群众齐集教堂前抗议，并推代表5人到法国领事署理论。法领事丰大业暴跳如雷，携手枪冲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秘书【西蒙】执刀随行。丰大业向崇厚连开两枪未中，又拔刀乱砍，咆哮不止。归途中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了其随从。群众见状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西蒙殴毙。顿时，天津全城鼎沸，天津【水火会】鸣锣聚众，焚毁法领事署、天主堂、仁慈堂。英、美 4所小教堂亦被毁；先后打死法领事署、洋教士等20人。

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24日，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

 

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此案罪孽源自洋人，但仍力主“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震怒和一些官吏、士绅的抗议。后清廷只得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

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仍坚持对内镇压判处20人死罪；（其中16人立即执行。另 4人因误杀俄人，俄国公使为“缓解天津民众与津市俄商重结仇怨”并为“勒索血银”同意“分别减等办理”，所以暂缓执行。后处死了2人。）25人流放充军；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发配边疆；赔偿当事国白银50余万两；并特派崇厚赴法国“谢罪”。

 

（二）《巨野教案》亦称（曹州教案）

1887年初，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省巨野张庄建立了巨野第一个天主教堂。德国传教士进入巨野后，很快暴露了他们的帝国主义狰狞面目和丑恶嘴脸。他们勾结官府、拉拢豪绅、网罗地痞流氓、放肆为非作歹。激起了巨野人民的极大愤慨。

郭庄有一闺女嫁给某教民为妻，因与婆婆不和，被狠毒的婆婆用绳索勒死。死者的弟弟到县衙告状，因被告是教徒，县官不收状纸，反而把“咆哮公堂”的激愤原告毒打一顿了事。

吕庄教民吕茂琪无理寻衅，将邻里吕茂堂打成重伤。乡亲联名告状。因证据确凿，县官将凶犯逮捕。教会出面责令县官放人，吕茂琪即被无罪释放。

 

段村有个妇女磨面时，因驴一个劲地叫唤，便打着驴子说:“你再叫、你再叫!”由于与“在教”谐音，被教民汇报给了德国传教士。德国传教士便硬说她侮辱教民，指使教民毒打该妇女，并让妇女家郑重向教民赔礼道歉。

王庄农民王广珍赶集回来，路与某人走在一起，王广珍不知对方是教民，说了几句对天主教和教民不满的话，当场就被这个教民扭送官府。后王广珍被迫大摆酒席，并于席间向教会磕头认罪，才免了大祸。

德国传教士裴某于1887年到张庄后，即勾结官府和土豪，强征民夫，兴建教堂，并无偿地侵占农民土地分文不给，群众敢怒不敢言。土地既已被教堂占用，土地的税赋应该由教堂负担，但教堂仍令原有土地的农民纳粮纳税。

教堂的洋教士下流无耻、奸污中国妇女。据当地群众提供的材料证明，仅被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来华后自起的汉名)奸污的妇女就有10多人。有的传教士不仅奸污妇女，还设计拐卖被奸污过的妇女，并把知情者暗地灭口。

当时巨野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洋教士，丧天良，害天理，天诛地灭，天才有眼” ；“狗贪官，结地痞，刮地皮，地脊民贪，地都不毛。” “七家的面八家的水，杨树底下煮洋鬼。”（即用面捏成洋人，放在开水里煮以泄恨）可见巨野民众对洋教士和清官吏是何等仇恨了。

 

当地久受官府欺压的民众刘德润、奚老五和大刀会会员10余人决计刺杀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张庄德国天主教神甫薛田资，为民除害。 1897年11月1日夜他们在张庄的天主教堂内误杀了途经此地投宿的二名德国传教士，薛田资侥幸逃生。

“巨野教案”发生后，巨野县官许延瑞吓得失魂落魄，为取得清政府和德国的宽恕，便在自己的轿杆上锁上铁枷、摘去官帽表示请罪，立刻派军队保护教堂，发给教堂枪支、火炮。并奴颜卑膝地亲为张庄天主教教堂打更。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巨野教案”也吓坏了清政府，几天之后，清廷从中央到省､州的各级高级官吏云集巨野。然而杀人者是谁，仍无从知晓。只好抓捕无辜农民严刑拷打逼人招供，滥竽充数砍头罢案。

“教案”发生的第二天，洋教士薛田资逃到了济宁，电告给了德国政府。

 

    1897年11月13日，即“教案”发生后的第12天，德国政府派遣军舰多艘进犯胶州湾，打响了侵略中国的战争。清政府胶澳（青岛地区昔称胶澳）守将高章元在李鸿章授意下，竟不开一枪就将胶澳拱手让与德军。

次年3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国驻华大使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从此，德帝国主义不仅强行“租借”了胶州湾，还攫取了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建筑权和铁路两侧的矿山开采权。进而把整个山东都置于它的势力范围。德国还迫使清政府将山东巡抚李秉衡、曹州镇台万德力撤职，巨野知县许延瑞革职。此外，德国还迫使清政府在巨野张庄（后改在巨野城内）、曹州（菏泽）、济宁建筑三座规模宏大的天主教堂，规定每座教堂造价白银六万四千两；于巨野、郓城、菏泽、单县、成武、曹县、鱼台等7县教堂旁各为德国教士无偿建造一所两层住房；赔偿被杀教士“失去之教”白银20万两。

反抗洋教虽然受到血腥镇压，但是鲁西南人民对帝国主义及清政府的反抗和斗争却更加激烈了。

1898年6月，巨野城北大刀会刘景春和郭履贞，联络汶南大刀会领袖陈兆举等人，聚集徒众1000多人，第二次攻打了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刚来巨野不久的德国传教士【纳广训】吓得惊魂失魄，急命教民持火枪抵抗，并向县衙紧急求救。清军官兵赶到后不敢亦不愿与大刀会交锋，只冲进教堂抢救出纳广训逃到县城。第二天，纳广训就由清兵保护逃往济南，从此再也不敢来巨野了。

 

大刀会攻进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后，把教堂的砖瓦门窗等拆净运尽，把“圣经、圣物”尽行烧毁，把准备盖大教堂的砖、瓦、石灰等物低价卖给群众。对此，周围各村农民莫不拍手称快，给大刀会送茶、送饭的络绎不绝。之后不久，巨野龙固大刀会首领徐传忠带领徒众数千人攻打黄庄的教会。黄庄教会抵抗不住逃往马庄，大刀会围攻马庄时，因教堂凭借洋枪抵抗，一时攻不下来。他们转而攻下了另一个势力较大的马海教会，迅速地清除了马海地区的教会势力。

不久，又出现了以李崇礼､袁效本､杨大故为首的大刀会攻打巨野县城的战斗。他们带领徒众3000多人攻打巨野，准备活捉德国传教士纳广训。但这时纳广训已由县官派人护送到了济南。大刀会进城只砸了教堂，惩办了城内一家民愤很大的郭姓地主教民。在这次事件中，城内官兵慑于大刀会的威力，未敢妄动。大刀会在稍事修整后，又开赴定陶､郓城各地，继续进行反洋教的斗争。

 

巨野大刀会与周围各县的大刀会均有联系，常常采取联合行动。在巨野基本上摧垮了天主教的势力以后，他们又和济宁一带的大刀会联系，开往济宁以南微山湖一带，进行反洋反清的斗争。他们接连攻下教堂72座，锋芒所向，大快人心。

1899年底，清政府派袁世凯来山东任巡抚。袁世凯率大军进剿鲁西南大刀会，大刀会的活动才逐渐转入低潮。后来，大刀会的大部分人转为义和团，离山东北上，其中不少人曾在北京､天津一带与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作过殊死的战斗。

 

四、结束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暴虐的压迫，哪里就有暴烈的反抗。

鸦片战争以后，“洋教”依仗列强的大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迅速在中华渗透、膨胀、蔓延,形成了列强侵华统治的神经网络。传教士成为了列强侵华的急先锋，教堂成为了列强的侵华堡垒，教会成为了列强侵华的宣传部、动员部、情报部、参谋部。

此时中国人民同“洋教”的“民教”冲突，其本质是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绝不再是单纯的 “文化冲突”。“洋教”传教中包含的文化交流、互补的某些有益价值与其罪恶的侵略、奴役的本质作用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列强侵华给自己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认识到洋教士、洋教会在列强侵华中的先锋和堡垒作用；认识到【洋教典】已经成为列强压迫中国的精神鸦片；认识到清政府与洋教的沆瀣一气、狼狈勾结；切身感受到洋教士对中国人民的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又由于洋教士经常直观接触中国老百姓；所以老百姓把对列强凶恶侵华和清廷腐败统治的仇恨聚焦到【洋教】身上。

鸦片战争后至义和团运动前夕，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反洋教的斗争就越发风起云涌。由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400余起，其中大部分集中于19世纪最后3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反洋教同反侵略斗争融为一体，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最后汇合成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