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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
作者:共产主义    发布时间:2010-11-3    浏览:7485

                          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这一著作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并于5月5日连同附信寄给了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对即将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将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一篇序言,同时发表的还有与这一著作直接有关的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应《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的要求。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反应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作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写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这里所发表的中文版是按手稿全文翻译和刊印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这一著作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并于5月5日连同附信寄给了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对即将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将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一篇序言,同时发表的还有与这一著作直接有关的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应《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的要求。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反应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作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写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这里所发表的中文版是按手稿全文翻译和刊印的。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1)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2)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3)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

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1)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2)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
(3)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给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下面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意:手稿必须退还给您,以便我必要时使用。(1)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这个通知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

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2),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3)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从这里秘密地操纵所谓爱森纳赫党(4)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5)中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6)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7)(8)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9),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10)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就又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11)人们显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12)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分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分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德·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分册(13)寄给他。(14)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15)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6)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卡尔·马克思




(1)这句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信头上,并标上一个符号十。1891年发表时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2)这个声明后来没有发表,其原因见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致威·白拉克以及1875年10月1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
(3)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4)爱森纳赫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它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
(5)指巴枯宁1873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
(6)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
(7)指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
(8)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不仅”二字和“甚至……负责”这半句话。——编者注
(9)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
(10)委托书在这里是指受某个组织或党派的委托去参加某种会议或执行某种使命的证明书。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规定了受委托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拉萨尔派为了坚持他们的机会主义主张,发给他们的代表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而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合作,不惜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辩解说:“拉萨尔派事先直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均受委托书的约束。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
(11)原来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将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拟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情况是,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都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
(12)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13)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册出版。
(14)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15)指出版《人民国家报》的莱比锡合作印刷厂出版社,该社于1875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新版本。
(16)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页。——编者注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去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1)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2)。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a)。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b)。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3)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话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4)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c)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d),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5)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层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e)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6)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f)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g)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h)!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i)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7)。

(1)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私有者。——译者注
(2)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译者注
(3)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译者注
(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译者注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76页。
(6)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讽刺地称为马拉。“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从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袖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
(7)马克思指的是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同时指出,“社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北德总汇报”是反动的日报,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

(a)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
(b)指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秘密勾结。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于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
(c)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
(d)国际章程导言中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编者注
(e)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
(f)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
(g)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
(h)俾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至1872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正式协定,以便共同迫害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22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方针。
(i)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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