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真理报》记者欧福钦（原名弗谢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以代表团成员、参与起草有关文件专家的身份随行。此人后来向世人公开了他所听到的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叹为观止。

据欧福钦回忆，5月16日，他参加戈邓会谈被请退席之前，只听到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见《报刊文摘》第2735期、2009年10月23日周末版《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43期，作者赵嘉麟）

读了这段对白，不禁大吃一惊。对话双方当时是中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一个是58岁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85岁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实际掌门人，怎么能够表面谈改革，实际谈反共呢？仿佛对话的不是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而是布什与布莱尔。

戈氏当着邓的面，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请大家想一想，所谓的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不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即无产阶级专政吗！戈尔巴乔夫那来的胆子，公然邀请邓小平同他一道开推土机，把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推平？而这样的邀请，无异于劝说邓小平同他一道当叛徒（参见列宁名著《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以及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面对这样的邀请，这样的建议，这样的挑衅，没有想到，邓小平竟然不恼不怒，不批不驳，反而与对方商量怎么办才更好些。在邓小平看来，问题不在于“推土机”，而在于牢牢抓住“方向盘”。抓住了“方向盘”，推土机也好，汽车也好，要驶那就驶那。“方向盘”者，权力也。在党是领导权，在国是国家政权，在操作中是控制器。戈氏认为共产主义政治体系应该推平。邓氏比戈氏更加老道，他主张不忙推平，可以先利用它来实现转轨，把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转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待时机成熟再全面集中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在邓的心目中，计划经济根本不行了，被他斥之为“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市场经济则被他美化为坚实通畅的“高速公路”。他建议戈氏同他一道，先利用共产主义政治体系这个“方向盘”，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车子，从左边的“乡间土路”（计划经济）转到右边的“高速公路”（市场经济）上去。

什么是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利润挂帅，就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就是唯利是图。全世界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不管是那党那派，大多数都公认：市场经济（即以市场为配置资源基础手段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财产所有权上的私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直至其灭亡。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由此可见，戈邓在改变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上并无分歧，区别仅在于侧重点不同。前者主谈民主化，后者主谈市场化；前者着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后者着力贩卖市场社会主义；前者主张先政后经硬着陆，后者主张先经后政软着陆。什么“改革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见戈氏的《新思维》）；什么“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等等，统统都是掩人耳目，说给外人听的。实践已经证明：先政后经硬着陆的结果，苏联瓦解了；先经后政软着陆的结果，中国变质了。这就是严酷的客观事实；而事实终归胜于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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